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正确认识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保障初级产品供给，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来说，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需要巨量初级产品投入。切实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安全，对稳定国民经济运行乃至国家经济安全来说，都具有全局性重大战略意义，因而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实践问题。

　　初级产品供给对国民经济运行具有全局性影响

　　初级产品是指人们通过劳动，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尚待进一步加工或已经简单加工的产品，既包括原油、天然气、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也包括依靠土地生产的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从其经济属性来看，初级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初级产品普遍处于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游，被广泛用于工业基础原材料，是产业链下游各行各业重要的能源和资源投入品。虽然从价值链来看，初级产品本身利润一般低于下游深加工各环节，但它是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最初起点，其供给能力是否有保障，客观上决定着下游制成品的供给效率和水平。初级产品供给是保障经济循环的微观基础，也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并保障其安全运转的起点。

　　第二，初级产品的供给价格，直接构成产业链下游产成品的投入成本，因而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宏观物价水平定锚。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仅会传递通胀或通缩压力，还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条上产品价格预期的形成，进而对下游产品的生产激励和供应平稳性产生重大影响。当前西方国家通胀呈普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初级产品供给收缩、价格不断攀升紧密关联。

　　第三，国际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容易演化为一个政治问题。与一般工业制成品相比，自给自足和稳价保供的要求，对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更为重要。由于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具有全局和战略重要意义，利用霸权地位干预、操纵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供应格局，也日益成为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下霸权实施的政策工具选项。2017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大豆之所以成为双方在农产品领域攻防的核心，主要在于大豆是中国目前尚不能自给自足的农产品，需要依赖国际市场大规模进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初级产品供给能力下降及其价格大幅波动，已经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受铜矿、铁矿石等国际初级产品供给端产能约束，全球物流运输能力的下降，加之地区战争和冲突不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明显增大。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方国家又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达到了空前泛滥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终端需求稍有恢复，就使得全球大宗商品出现大幅价格上涨。

　　截至2022年4月初，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WTI原油期货，与两年前的2020年4月初价格相比，涨幅分别超过300%和250%；即便与一年前的2021年4月初价格相比，两者涨幅也均超过70%。而2021年期间，欧洲的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了400%以上，创下了新纪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粮食价格至今年2月涨幅同比达20.7%。各类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许多发达经济体：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2月同比上涨7.9%，涨幅创下1982年以来的新高；德国3月的通胀率已飙升至7.3%，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德国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俄罗斯，至今仍面临衰退和通胀压力；意大利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6.7%，涨幅为1990年11月以来最高。事实上，整个欧元区3月通胀率升至7.5%，创下了欧元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根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公布的数据，印度去年11月份的批发价格通胀指数曾超过14%，创30年新高。土耳其今年3月通胀率超60%，创下该国近20年通胀新高。而巴西为应对通胀，其央行2021年期间实施了七次加息。

　　我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客观事实和现实考量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8.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1.0%。2021年1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0.3%，环比下降1.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4.2%，环比下降1.3%。尽管PPI近几个月来有同比回落的趋势，但对通胀预期升温的影响仍不容忽视；2021年期间，部分省份拉闸限电、很多工厂停工停产的现象，也值得反思。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辩证看待我国初级产品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供给的客观事实，必须理性分析我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面临的现实问题。

　　受自然资源禀赋约束，我国的初级产品供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从能源领域看，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这样的能源禀赋特征，不仅决定了我国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基本国情，也使得能源消费的对外依存度长期较高。数据显示，我国是石油天然气第一进口大国。从资源领域看，尽管我国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例达六成，但全球铁矿石定价以仅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量3.41%的普氏样本指数为参考，我国仍缺乏自主定价权。从粮食消费看，我国是世界粮食第一大生产国，也是第一大进口国。虽然除大豆以外的粮食作物基本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但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中，中低产田占比较高。这些客观存在关乎百姓生存和经济安全，不容忽视。

　　除禀赋条件以外，我国的初级产品供给也存在体制和制度性约束。我国部分初级产品资源虽储量占优，但长期以来，受能源资源市场化定价机制以及行业准入等多种因素制约，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高、资源动员能力相对较弱。

　　以铁矿石为例，我国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世界第四位，提高自给率其实有着坚实的基础支撑。但过去的10年间，在国内粗钢产量增长74%、对铁矿石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2022年4月，国内铁矿石产量不但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下降了4.5%。究其原因，体制和制度性约束是主因：一是产业集中度低，我国4000多家铁矿山企业中，大型矿山占比很少，中型矿山占次之，而小型矿山占比八成以上。“小、散、乱”和生产效率低下并存，由此导致供给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2019年我国铁矿石平均离岸成本达69.4美元/吨，高出当年全球平均32.3美元/吨；二是铁矿石的下游需求方——钢铁行业——存在激烈竞争，但铁矿石全球供给呈现寡头垄断格局。2020年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四大矿山铁矿石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8%，且主要通过与国际大型钢铁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稳定生产，大大压缩现货市场供应。竞争的中国钢铁企业与垄断的铁矿石国际供应，挤压了我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空间。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利用“两个市场”，但必须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以后就要亮红灯。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因此，要辩证看待初级产品依赖国际市场供应问题，利用“两个市场”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固然重要，但必须要守住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这个战略底线。

　　守住重要初级产品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

　　增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守住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战略底线，需要在生产消费模式变革、技术创新支撑和产业体系建设、优化战略储备制度等领域综合施策。

　　第一，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从自然特性来看，由于许多资源性产品是不可再生资源，或具有超长再生周期。保障其可持续利用，在政策导向上必须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战略。要进一步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进初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及修复效益的价格形成机制。为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在消费领域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供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第二，增强国内资源生产综合保障能力。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初级产品供应能力，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在现有资源禀赋基础上更多依靠技术提高自给水平。也要通过创新工艺技术减少原料使用，提高初级产品的利用效率，科学降低需求总量；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优化产业运行模式增强资源生产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初级产品开发及其下游产业的产业集中度，增强国际初级产品采购价格谈判能力。同时，要站在产业链建设全局角度，加强存量废旧资源回收供应网络建设，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第三，优化初级产品供给体制机制。要逐步理顺价格机制，让资源和能源价格真正反映出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给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传递有效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激励，最大限度避免由于“面粉贵过面包”给企业生产带来负向激励。同时，也要着力构建价格稳定机制，引导能源资源供需双方更多利用市场长期供应协议，用制度化的安排做好关键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特别要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

　　第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最重要的初级产品，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粮食生产供给能力，不仅要“藏粮于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还要“藏粮于技”，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更需进一步激发农民种粮的内在积极性，落实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

　　第五，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设。初级产品供给出现重大供给缺口，或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广泛影响我国经济体系有效运行。从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波动、保障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角度来看，要加强重要初级产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物资储存和调运基础设施网络，在关键时刻发挥好保供应底线、平抑物价波动的调节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产业经济与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