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设现代化角度来看，实体经济发展是关键。通过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当前中等发达国家经济现状的研究，我们认为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意味着，我国人均GDP要从目前的1.27万美元逐渐发展到2.5万-3万美元的水平。纵观各国发展过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实实在在的GDP增长。从1万美元发展至3万美元的过程中，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可以达到1万-1.2万美元，即50%-60%的增长贡献。二是汇率增值。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会带动汇率升值，该部分贡献在经济增长中可以达到10%-20%。三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拉动服务业经济核算增长的传递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会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会进一步传递到服务业中，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从经济核算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渐加大，考虑到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较慢，因此该部分增量主要是由于工资上升带来的。尽管在不变价格GDP核算中这一传递效应没有被充分考虑，但在现价美元汇率折算过程中这一效应会在经济增长上发挥作用，带来20%-30%左右的增长贡献。

　　在上述增长结构下，制造业、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二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关键牵引作用。从更宽口径来看，如果把生产性服务业也考虑进制造业发展中来，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比重是比较稳定的，大体保持在50%-60%水平，实体经济从实实在在的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传递效应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党中央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重大含义。

　　在解读了经济增长源泉的三个主要方面后，可以认定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目前我国制造业比重存在一定不稳定性，从国际趋势来看，随着收入提升制造业比重会有一定下降，但我们认为在未来25年间我国制造业比重应该努力保持稳定。通过模型分析，前10年保持在25%以上水平，后15年保持在20%以上水平是较合理的。如何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是传统制造业保持国内市场优势。传统制造业有大部分是面向国内消费的，因此留在国内市场仍具有一定发展空间。一方面，可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仍存在一定优势。另一方面，进行智能化升级，把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

　　二是中间品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产业、电子组装产业等，有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这一转移趋势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当然这也与美西方推进价值观产业链有一定关联。为了应对这一转移趋势，我们应尽快提升中间品国际竞争力，做大规模。例如，服装产业从国内转移出去后，可以在纺织产业和延伸化工产业上提升竞争力；电子组装产业和一级配套商向外转移后，其配套的二三级供应商和更后端的产业依然会留在国内。同时，包括化工材料、五金制品在内的中间品同样具备一定竞争力。我国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较强的科技力量，在未来应尽快推进中间品等相关领域的开放，努力提升竞争力并壮大规模，以此破解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并全球布局的挑战，获得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新机遇。

　　三是龙头性终端产业要成为全球消费中心、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在汽车、电子信息制造、电气制造、工程机械等装备领域，中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并且生产技术能力与中间品供应能力均处于提升阶段，已成为全球的消费中心和制造中心。例如，近些年全球汽车年销量在8000万辆-9000万辆水平，中国在汽车市场的消费能力便可达到2700万辆，未来甚至可以达到3000万辆，达到全球总销量的1/3。与美国年销量700万辆-800万辆，日德年销量600万辆左右相比，我国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同时，随着数字化、低碳化等技术变革的出现，我国在很多新兴产业上走在全球前列，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新能源汽车，结合数字化、低碳化的新机遇，手机行业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与动力领域结合进行产品创新。由此说明，整机领域的世界一流龙头企业可以带动零部件企业向前发展。

　　四是战略性新兴领域保持领跑地位。我国在以电动汽车、电池、储能、氢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和以5G为基础的新电子装备领域、智能化产品领域，均处于全球领跑或并跑地位，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通过上述四方面实现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有助于稳定和发展实体经济，充分落实“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方针政策，成为发展经济的切实着力点与未来支撑。

　　中国无论是在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领域，还是在汽车、飞机、工程机器等大型装备设施领域，均已具备整机能力，然而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仪器仪表等通用性渗透性较强的基础零部件领域和高端数控机床领域仍受制于人。为解决这一难题，可以从三面入手。首先，从量大面广的应用领域起步做大规模。例如，从供给角度来看，28nm以上芯片占全球芯片供应的60%-70%，这一占比在未来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从需求角度来看，家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90%以上所用芯片均为28nm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因此，首先要把这种量大面广的成熟制程芯片制造做大规模，壮大产业链，形成较大的人力资本队伍，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科技专项等谋划布局新方向和前沿领域。其次，发挥市场优势，整机领域带动零部件领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最后，加快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夯实创新的基础设施。

　　包括锂、镍、钴等新能矿产品在内的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仍会保持较高水平，我们要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一是立足于国内供应，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二是向周边国家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资源布局，建立储备基地，发挥产业链上下游加工和销售市场的话语权优势。通过以上方案，我们认为我国矿产品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再加上自己的储备能保证波动情况下的基本供应。　　

　　一是制定较好的规划，例如制定面向2035年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规划、未来三至五年的行动方案等。这样的规划和行动方案可以引领市场主体向清晰明确的方向发展，也能够提振信心。

　　二是提高创新能力，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要让龙头企业牵头，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并联合科研院所进行攻关。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承担出题人、阅卷人、共同答题人的责任，让创新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

　　三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重塑地方招商引资。招商引资要避免过度内卷化，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用在创新和新产品的前期应用支持上，而这需要一些规划和政策的支撑，对地方招商行为进行规范。

　　四是建立开放体系，在标准和政策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在标准、政策等方面，要加强与德日韩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避免脱钩断链。我国的市场占据全球市场的1/3，只要我们加强沟通并扩大开放，欧洲、日韩和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愿意与我们达成合作的。

　　五是更精准地用好产业政策。目前全球产业政策回归势头强劲，我国要更加重视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关键在于如何用得更精准，在实施过程中要建立一个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和绩效评估的机制，把资源引导到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在创新和新产品的前期应用支持领域，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协调上。如果把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我们的产业能力会得到极大提升，这对制造业的发展升级、现代化体系建设、现代化进程都会起到很大支持作用。